我就当这个县是路不拾遗、朗朗乾坤,至于私底下有多少罪恶丑陋,那不关我事。
这种现象的形成除了国家财力不足以养活那么多行政官员之外,还有一个相对更深层次的思想来源,即汉初曾经非常盛行的黄老思想。
在西方,黄老道家常被称为“目的性的道家”或“工具性的道家”。从内容上看,黄老之术继承、发展了黄帝、老子关于道的思想,他们认为道是作为客观必然性而存在的,指出“虚同为一,恒一而止”、“人皆用之,莫见其形”。
这些东西过于形而上,不如说点现实的。譬如其在社会政治领域,黄老之术强调“道生法”,认为君主应该无为而治,“省苛事,薄赋敛,毋夺民时”,提倡“公正无私”、“恭俭朴素”、“贵柔守雌”,通过无为而达到有为。
这些主张特别是其中的休养生息,在汉朝初期曾经产生了一定的良性影响,结果出现了文景之治等盛世,也因此对后来的历朝历代造成影响。
但是,这种思想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发展是靠自发的。譬如一座城市的出现,它不需要规划,全靠自发形成、自发发展而来。
在高务实看来,城市发展由自发而进入规划,是一种必然出现的进步行为,在国家有能力进行规划的时候,规划总比不规划要好。例如唐代长安城规划出了东西二市,商品经济发展很快,这才出现了用“东西”指代物品的新词汇。
只不过在古代社会,能够规划一下首都就已经难能可贵了,要规划更多的城市之细节可能的确力不能及。
高务实始终认为,力不能及就该尽量想办法加强这种“力”,而不应该坐等着这种“力”自然形成——或许有一天会形成,但未免太慢。
黄老思想的优势的一面是允许民间自由发展,劣势的一面则是放任民间无序发展。
高务实作为穿越者当然很清楚,自由发展有利于提升社会活力,但他同样知道无序发展必将带来的隐患。后世西方很多国家所施行的制度就是自由发展,但因为没有足够的引导和限制,就经常要承担无序发展带来的恶果——例如经济危机。
所以在高务实看来,小政府也好,大政府也罢,关键问题在于如何让社会发展在保持活力的同时,又不会如洪水泛滥一般无法收拾。
大明朝廷如今的问题,很大程度上在于文官集团实际上对皇权极端不信任,而朝廷这个统治机构本身也被他们看做是皇权的衍申,故而哪怕他们自身就在这个机构之内供职,依旧会因为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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