草以束计者七百九十九万,而其出之多者八百一十一万。’
经臣及同僚折算,当时金一两约值十贯钱,四千三百两即值四万三千贯钱;银一两约值一贯钱,五万七千两两即值五万七千贯钱;绸绢每匹约值一贯半钱,一百五十一万匹即值二百二十六万五千贯钱;米谷一石约值一贯钱,二千四百四十五万石即值二千二百四十五万贯钱(注:此处折算标准参见程民生《宋代物价研究》),合计约两千六百八十万贯。再加上加上按缗钱征收之税收入四千八百四十八万贯,总数约为七千五百万贯。
七千五百万贯本以堪称巨额,然此即为元祐初年前宋之岁入否?非也。
臣察知,前宋之财务一分为二,一为户部左曹(元丰改制前为三司)所统率,由转运司、州县主官、市镇税官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,其掌田赋、商税、酒税、常贡、征榷之利;
一为户部右曹(元丰改制前为司农寺)所统率,由提举常平司、州通判、县丞而构成之财政收纳各衙门,掌常平、免役、坊场、坑冶、河渡、山泽、地利、榷货、户绝没纳之财。
而前宋左曹隶户部尚书,右曹不隶户部尚书,因此天下之财分而为二。而苏辙《元祐会计录叙》中则又言:‘若夫内藏右曹之积,与天下封桩之实,非昔三司所领,则不入会计,将著之他书,以备观览焉。’
由是可知,臣等折算而出之七千五百万贯钱,不过户部可以会计之正赋岁入,而户部右曹掌管之收入,甚至未计其内。如此观之,前宋疆域不及我朝,而岁入不啻十倍!以陛下之圣明,独不以为异哉?”
说上干货就上干货,高务实在这里比较了一下宋明两代的财政收入——他虽然只说了宋朝,但皇帝当然知道本朝岁入,是以不必多说。
至于结果,当然是触目惊心,以至于高务实用了“不啻十倍”来形容。接下来还没完,高务实又继续例证宋明两代财政收入差距之大,然后再从各项生产指标如铁器、粮食(大致估算的产量)、布帛、丝绸等产量来证明实际上大明的“生产力”实际上反而超过前宋。
不过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出另一个要素,他疏言:“故前宋岁入约一亿,而其田赋折钱仅约三千万贯上下(其中实物征收的米谷2445万石,折钱征收部分未知,但数目不会很大),比重不过三成而已;非农之税款多达七成。故臣言:两宋之富不在农而在商矣。
然或曰:我朝宽民爱厚,所以行此历代未有之仁政,此正圣人之所倡,汝何以两宋苛政比之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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