可是这一次江东特别是三吴民众对行台北伐战事的支持，则是自下而上的一次意志表达。事实上这是行台，包括沈哲子本身都不太乐见的一种情况，行台素来求稳，三吴民众的亢奋热情，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就是一种失控。
行台作为一个霸府存在，甚至可以说是未来新朝的政体雏形，除了主要的施政职责之外，还有统筹、磨合与平衡。其中任何一方势力过大，都会造成底盘的倾斜与不稳。
而沈哲子作为行台的掌控者，行台既是他的一个工具，也是他的支撑。唯其所恃，为其所缚，当行台不再具有平衡稳定，而是有了强烈诉求表达时，就会反过来把持他的意志，使他沦为行台意志诉求的执行者。
所以在组建行台的时候，沈哲子也是有意识的平衡与包容，对于三吴人家并无特殊优待，甚至某种程度上还有一定的打压与疏远，鲜有吴人担任重要的决策职位。
因为自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，沈哲子就意识到吴人身上有一种非常浓厚的保守自足的情结，包括他的老爹沈充在内，平生大愿无非再造东吴、割据江东而已。
这种心理，老实说真的无可厚非，哪怕站在道义层面都无可指摘。只要身临其境，自身能够感受到中朝对江东人的态度，任何一个江东人都不会对中朝的沉沦感到可惜，只是遗憾于这些中朝冠带世家死得不够干净，居然又被他们退到江东来作威作福。
有鉴于此，沈哲子在江东整合各种资源时，对于吴人多是少谈道义、多论惠利。只凭中朝对江东人的态度，妄论道义只会是自打自脸。君视臣为仇寇，臣事君如敌国，言吴人气量狭小也罢，若说吴人就该毁家纾难、拼死北伐，那真是不怕遭天打雷劈。
沈哲子能够理解乡人这种心理，但并不认同。既然道义不可夸言，索性变成一桩买卖，因是在北上用事之后，一直在注意利益的分配。
同时他又担心乡人的这种保守自足心理陡然发作、反过头来对他形成制约，不敢授予乡人更多的政治权柄。甚至因为担心乡人们玩什么黄袍加身、逼其履极的把戏，这几年都少回江东。
但事实证明，凡事堵不如疏，当某种诉求呼之欲出而又不得正视时，一定会以自己的方式爆发出来。比如中朝权贵无顾北方胡虏越来越势大、仍然沉迷于自己内部的争权夺利，结果便被直接掀翻在地。
不过三吴乡人的这一次爆发，对沈哲子而言还是一桩好事，顶多只是让他略感措手不及。其实这一次乡人们的意志表达，原因还有一个，那就是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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